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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行业做一段历史记录的想法最早起源于2017年年末。那年10月的一天,我们三个同事一块,去昌平振华学校的新校址拜访校长。振华学校原位于北京北部著名的“废品村”东小口,2014年学校随着整个村子的拆迁被关闭后,校长万俊杰在一所职业学校内分租了部分校园继续办学,我们去了解看看学校的近况。

记得当时循着导航上的地址找到学校后,我在校门外就是一愣。学校距离昌平城区不远,与京藏高速只相隔一大片绿化带。学校附近民舍不多,只在远处的路口有一片城市住宅小区。沿路过来一直干净整洁,路边连便利店也不多见,更别说用三轮车卖水果、卖冷面的了,实在是与熟悉的打工子弟学校社区环境相距甚远。

那日是个大晴天,中午时分的阳光正当头,照得校园里的一切都明晃晃的刺眼。高大的校门、簇新的门窗、光洁的瓷砖地面,用原木设计装点过的大厅,我攒了一肚子的困惑,这真是个打工子弟学校?高大的万校长迈着大步过来将我们迎进办公室,回答了我的疑问。

“在北京办打工子弟学校已经没有前景了。”万校长十分坦率地告诉我们他的想法。在“控人”的大政策背景下,外地务工者被不断地驱赶到离城区越来越远的地方居住,生源的减少、合适的新办学场地要不租金太贵、要不受到政府的阻挠租不下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打工子弟学校办学者在老校区被拆后感到心灰意冷而彻底离开了这个行业。

万校长决心将新振华办成一所每学期收费9000元,面向中高收入外来务工家庭的高端学校。尽管当时已经是新校址开学后的第三个学期,可学生总人数仍然不足100人,万校长的脸上有一种创业者的果敢与坚定,“这个教学楼可以容纳60个班,小班教学,每个班都不会超过30人。”只有在我们聊到学校现在是否有图书馆,万校长告诉我们他正打算寒假去废品站淘一批书放到班上做图书角时,我终于在心里感慨这份“熟悉感”——毕竟是个做了20年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啊!

离开振华学校,万校长对于打工子弟学校未来的判断一直萦绕耳边。虽然从2006年开始,就已经有“北京打工子弟学校黄金时代已过”的观点,可相比以前——四环拆了五环再开的“游击”式拆迁,或者拆小留大的“优胜劣汰”式拆迁,2014年之后的拆迁确实愈发地呈现出一种“斩草除根”式的决绝。

有校长告诉我们,朝阳区教委早在内部提出了2020年消灭区内所有打工子弟学校的目标;还有校长说好不容易在6环内找到合适的新办学场地,校舍标准、操场面积都可以符合教委要求,可镇政府以“人口控制、产业控制”为由拒绝审批租赁合同,教委也百般推诿不愿表示支持。大量发生在城乡结合部的“疏解整治促提升”运动正迫使数以万计的外来务工家庭搬到距离城区更远的地方。随着生源减少,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入不敷出,只能关停甚至永远地离开行业。而学校数量的减少,又使那些还在努力地将孩子带在身边的父母更难为孩子找到一张身边的课桌,而只能选择将孩子送回老家读寄宿学校做“留守儿童”。可怕的恶性循环!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数量从最高峰时期08年左右的500所下降至如今的100所,学生人数最近3年从10万人以近乎腰斩的速度降为5万人。城市里每减少一张课桌,几乎都意味着遥远的乡村里多了一个孤独的孩子。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真的要消失了吗?


一。从1993到2018

1)诞生(1993-1998)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者赵树凯的调查(《边缘化的基础教育——北京外来人口子弟学校的初步调查》,《管理世界》2000年第5期),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在诞生期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55%。 公认的北京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是由河南乡村教师张保贵于1993年9月在后八家村创办的“八家私立小学”。校舍是在后八家废品大院里租的2间空房。开学第一天来了18个孩子,从早上第一节到下午最后一节,语文数学音乐美术都是由唯一的老师张保贵来上,一年级冲着教室前面听课,二年级冲着教室后面听课。那个学期结束时,学生人数已经超过30。到了1996年,学生人数就达到300了。

1993至1998年期间创立的这百余所学校,尽管条件十分简陋,校舍在田间地头、仓库厂房,旧木板钉的桌椅,废铁皮做的黑板,教师队伍流动性强、专业性差,但办学者仍然以有过正规学校从教经历的教师为主,占比接近70%,其中不少人办学的初衷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让老乡的孩子有个地方“识字”。

当时各个村镇政府对于此类学校的态度常常取决于领导的个人性格。有认为这是大好事,有睁只眼闭只眼,也有担心学生数量过多容易出安全事故而百般刁难、甚至驱赶的。有校长与我们分享,为了村支书的一句话,返回自己老家的教育系统开具证明,历经折腾磨难,匆匆赶回北京又被斥责为“东西没有用”的故事。

1996年底,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事实第一次被媒体报道。这些学校的办学条件之差引发了更多媒体对这一群体的持续关注。赵树凯等学者,市人大代表吴青女士陆续呼吁政府给予此类学校合法的生存空间和更多支持。

1998年3月,教育部出台《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允许社会团体和个人经地方教育部门审批,依法举办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简易学校,且设立条件可酌情放宽。这一政策算是给予了北京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一张“准生证”。之前刁难、驱赶学校的村镇政府,也开始改变态度,甚至开始帮助学校在村里租用更适合办学的场地。

2)发展(1998-2005)

2.1 学校数量继续增加

1998年之后,打工子弟学校的数量继续急遽增长。北京市社科院的学者韩嘉玲在2000年底做的一次调查(《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状况调查报告》,《青年研究》2001年第8期),认为北京已经有200所以上的打工子弟学校。2006年,韩嘉玲在人民网强国论坛的一次访谈中(“创办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原由”,2006年9月14日),引用了一个“北京市各区县教委统计的数据”——2002年时的打工子弟学校数量已经达到348所,学生数量超过8万人。

如果说上一个时期的打工子弟学校虽然条件简陋,但不少办学者的初心是“教育”,这个时期的学校发展,则更多地呈现了“市场”的特色。政策的相对宽松,加上不少办学者发现学校运作其实有利可图,吸引了更多各行各业的人成为新的办学者。

这些新办学者基本呈现出两个重要的特征。

第一是“连枝分叶”,非常大比例的“新办学者”与98年以前的“老办学者”有着亲戚或同乡关系,或者是曾经在“老办学者”的学校里工作过。河南信阳与河北张北成为最主要的两个办学者户籍所在地。河南的省级报纸《大河报》曾经在2006年报道,据河南信阳市委统计的数字,当时在北京有140多家由信阳人创办的打工子弟学校,超过学校总数的三分之一。

第二是“利润”为先,大量比例的“新办学者”没有教育从业经历。他们通常会聘请一位退休教师负责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自己作为老板则控制财务和后勤、厨房等需要花钱的地方。以“利润”为首要驱动的办学者对于收入的追求和成本的控制催生了很多打工子弟学校怪象。为增加生源提高收入:设置大班额——70甚至80个孩子挤在一个班;用二手的小面包车当校车、一次装20甚至30个孩子。为节约开支:从黑板、桌椅到教具、器材均严重简陋或不足;操场、厕所、饮用水、甚至冬天的暖气都是“奢侈品”;音体美这些课程没有专职教师。甚至学校里的小卖部,也可以成为“利润中心”,在每个课间向孩子大量出售那些利润率极高的垃圾食品。

尽管2006年以前的打工子弟学校学费只有300-500元/学期,但极低的办学成本令这些学校只要有200-300个学生即可保本。学生数量更多即可有盈余,甚至是数量不小的盈余。当时的学校小规模的人数在100-200之间,大规模的上千人。可鲜有办学者会将利润用于改善学校硬件设施或提高教师工资。这些私立学校不仅没有办学许可证,连工商企业的身份也没有,财务收支和员工聘用都完全游离于政府的监管体系,处于“地下”状态。

2.2 政策的短暂春天

从1998至2005年,政府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态度也经历了几次里程碑式的事件。

1998年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出台后,各区县政府和教委对其辖区内的打工子弟学校情况陆续开始有了掌握。在走访和接触中,一些区县教委的负责人对于那些学历较高、教育背景更强的办学者相对更有好感,甚至愿意在校舍搬迁等方面给予实质的帮助和支持。而在另一些区县,则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状况。

2001年的暑假,丰台区要取缔区内全部大约50家打工子弟小学,引发众多争议。那年9月6日的《北京晨报》记录了当时丰台区政府的官方态度:

“丰台区有关部门表示:该区这次取缔外来打工子弟学校的目的就是要把低素质的人群清除出去。教育法有关规定,这些学校没有经过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批,都是非法学校。根据区里的摸底结果,全区现有外来打工子弟8000多名,非法外来打工子弟学校50所。这些学校几乎全部存在教学设备差、老师素质低的现象。教育部门曾用当地的考试试卷在打工子弟小学之一的新发地三星小学测试,结果60%的学生0分。一些学校的电脑老师竟然只会开机关机。有的学校校长现给刚招收的老师授课,讲如何教学。”

丰台区对打工子弟学校的严苛一直持续到2003年。在非典爆发各校纷纷停课后,顺势关闭了当时辖区内的全部79所打工子弟小学。大量办学者被“驱赶”至相邻的大兴继续办学。而关于丰台区这份“独特”的强势,校长圈里则流传着是因为2000年丰台区长“微服私访”某学校时与校长就国旗悬挂问题产生了严重的个人冲突而埋下的“恨意”。

2002年3月,北京颁布了《北京市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作为1998年教育部《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的北京落地细则,这次的《暂行办法》对于打工子弟学校的生存和发展给予了明确的说明:

“十、在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有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可以参照本市的办学条件标准,在报经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批准后,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就学的学校。

十一、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督导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就学的学校加强管理和监督,定期对学校办学情况进行检查、指导。对不具备办学条件和达不到办学标准的,应当及时责令其整顿。对经整顿仍达不到规定条件和标准以及未经批准擅自开办的学校,由教育行政部门予以撤销并报请区县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 教育行政部门撤销不合格学校时,应当将该学校的学生,就近妥善地安置在其他学校中就读,保证其学业不受影响。”

2002年,朝阳教委第一次召集了区内打工子弟学校负责人会议,当时朝阳区110余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几乎全部到场。2003年,海淀和大兴教委也分别召集了区内打工子弟学校的负责人会议。

政策的春天来得比想象中还要“凶猛”。2003年教师节,温家宝总理视察了石景山玉泉路小学,一个专门招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公办学校,并在黑板上写下“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的题词。这个表态对于那些正在努力争取合法身份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成为莫大的鼓舞。

在温家宝总理视察玉泉路小学前,北京教委首次对当时影响较大的两个打工子弟学校(行知实验学校和明圆学校)分别给予了10万元的援助。这两个学校也分别在2003年的9月和12月取得了办学许可证。

2003-2005年,多个区县较大规模的打工子弟学校约有50所都陆续获得了意味着“合法身份”的办学许可证。多个校长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都提到是教委的人主动来接触和引导学校准备材料完成申请的。

这其中还有两个小故事也许可以更好地说明当时北京政府的态度。

一是已经取缔了区内所有打工子弟学校的丰台区,因为必须花出去一笔数目不小的资金用于援助打工子弟学校,只好辗转求助于一位当时已在大兴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工作的丰台某公立学校退休教师,“请”她在丰台区创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

二是拿到第一个办学许可证的海淀明圆学校,被《法制日报》报道,办学许可证上的地址是一所硬件条件不错的废弃公立学校校舍,可在办完热闹的开学典礼后,明圆学校的孩子回到了15公里外的原校址继续上学,条件依然十分地简陋。明圆学校的张校长承认这是因为旧校址的硬件无法满足标准,区教委帮忙联系租下了新校址,可新校址附近没有务工家庭居住,没有生源,旧校址附近的学生家长也因距离太远不愿意送孩子去新校址上学。

北京政府从2003下半年开始“热情”支持和援助打工子弟学校的具体原因可能很难考证。但这个春天确实是短暂的。

3)取缔取缔取缔(2006至今)

2006年,以海淀区牵头,北京市骤然掀起清理整顿打工子弟学校的运动。据当时的《新京报》报道,曾经获得了第一张办学许可证的明圆学校最早在4月26日收到了海淀区教委下达的学校限期整改达标的通知,要求打工子弟学校比照公办学校办学标准予以整改,按此标准,学校必须有操场、体育馆、图书馆、实验室等硬件条件。

7月4日,明园学校校长张歌真接到了一纸取缔决定,认定“张歌真未经海淀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擅自在海淀区圆明园西路河北新营甲231号举办明园学校,其行为属于违法办学,决定责令张歌真于2006年7月8日停止办学”。

7月4日这天,海淀区将取缔决定发给了辖区内的37所打工子弟学校。

7月12日,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明确要在“9月底以前坚决依法取缔”那些未经批准、达不到办学条件的打工子弟学校。”大兴、朝阳等区县紧跟步伐。

8月1日,大兴区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希贵文武学校接到大兴区教委的整改通知,限其15天内达到《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的要求,并取得卫生、房屋安全、消防等合格证。8月18日,区教委通告称学校属于违法办学,必须关停。

这一波取缔风暴来得又狠又急,社会舆论也给予了极大的反弹。大量媒体跟进关注。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们坐在马路边坚持上课的图片被反复转载。学者们发表公开声明,认为让打工子弟学校在极短时间内达到公办学校标准的要求是完全不合情合理的。8月15日,新华社也发表题为“简单取缔打工子弟学校不是好办法”的新华时评。

海淀八家社会小学的张保贵校长多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我接到通知说,教委要来人,把这些学生给分流走。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我也不生气了。那天我早晨照样升旗,照样给孩子做教育。升旗完了以后,我就跟孩子们说,‘不好意思啊,我今天给你们做最后一次这个教育,最后一次报告(几度哽咽,擦眼泪)。我说这个今天以后啊,你们都要有好的环境了。 能够去好一点的这个地方接受教育。。。。。。’不说了吧,这个过程我不说了。那天来的人多的很。我整个办公室坐的全都是记者,有这个电视台的,有那个新闻媒体,来的人我现在我也不知道都是哪个单位。我讲话结束了以后,所有的学生都进去,老师都抱在一块哭成一团,我也等等等都等到十11点了,然后我给朱科长打了个电话。我说你们不说今天来分流学生吗?怎么到现在没来?他说张校长不好意思啊,我们接到上面的电话,分流情况暂缓。”

不知道是否最终囿于舆论的压力,那年海淀最终暂缓了区内多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取缔和学生分流。至2006年年底,北京合计只取缔了58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大兴区26所,朝阳区19所。

2009年7月,朝阳区召开“推进城乡一体化暨土地储备工作动员会”,启动26.2平方公里农村地区的土地储备工作。大量城乡结合部打工者聚居的村落被强制拆迁,9所打工子弟学校被下令关闭。

进入2010年,朝阳区的“土地储备工作”继续如火如荼的推进。东坝乡、崔各庄乡、十八里店乡、来广营乡。。。据当时媒体记载的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所长张连海介绍,仅崔各庄乡将要被拆迁的学校就大概有20多所,学校人数多则1000多人,少则200余人。

2010年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背景数据。市人大常委会的人口专题调研组公布北京实际常住人口在2009年底已经达到1972万人,提前十年突破了2004年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的2020年1800万人的控制目标。

至此,“控人”正式成为北京上空一曲不散的旋律。打工子弟学校成为与政策潮流相逆的存在。在一些政府官员的形容里,拆迁时不予积极配合的打工子弟学校举办者都是“不讲政治”的。

2011年,教委再次公布24所学校的关闭名单。朝阳区教委的刘丽彬副主任说,朝阳区内打工子弟学校数量已经从最高时的135所减少到33所。

从2012至2018,每个寒暑假,都有打工子弟学校被关闭。抗争比较激烈的学校会引发一些媒体的关注报道,还有为数不少的学校则静悄悄地卸下了校牌、关闭了校门。到2018年底,据“新公民计划”的统计,北京还剩下105所左右的打工子弟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不足5万人。


二。做历史记录的想法

1)视角 

新公民计划是成立于2009年的民间公益机构,以改善流动儿童的成长环境为使命,10年来通过“新公民园丁奖”、“新公民小额教师基金”和“微澜图书馆”等工作,与北京众多的打工子弟学校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作为在这个领域工作时间最长的机构之一,我们深刻地理解打工子弟学校产生的背景、经历的变迁和发展的困境。

由于政府对数量众多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一直采取“不承认、不接纳、不支持”的态度,各区县教委即使出于“安全监管”的目的掌握了辖区内所有学校的信息,也从不公开,并压制行业协会的设立和发展。这个事实上已经存在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行业,其存在本身,就是数百万打工子女、流动儿童二十多年来在北京接受义务教育的困境体现。我们确实感受到深深的责任,不可以让这个行业无声无息地消失。

记录历史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抗。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拥有怎样的“公共记忆”。二十五年,至少两代“流动儿童”的受义务教育权利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和保障。这些家庭所经历过的痛苦会很快被淡漠和遗忘取代。记录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让人们知道我们从怎样的历史中走来,“只有在过去的历史中公开质问自己的责任,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我们的团队在初期讨论要用怎样的方式来记录这一段历史时,有过一份共识。历史记录从来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既然“成一家之言”是历史记录者的一份追求,那么我们要选择用怎样的视角来做这一段打工子弟学校历史的记录呢?

坦白说,与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打交道多年的经历,我们见到过那些通过运作学校谋取暴利,在北京买车买房,积累大量财富,也不将利润用在改善学校质量上的老板;也认识那些将积蓄花费在一次又一次的学校搬迁中,在不断地打压下也要努力继续办学的校长;有没有任何教育背景、对孩子说脏话甚至动手的老师;也有多年积劳成疾、牺牲个人家庭也无法割舍下这些孩子的奉献者。

我们可以用大量的事实呈现打工子弟学校教育质量之差、与公立学校的差距之大令人瞠目结舌;我们也可以呈现这些学校的存在令数百万孩子得以逃离“留守儿童”之殇的巨大意义。最终,我们决定既不要一味地“卖惨”,也不要单方面的“称颂”。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呈现出这种矛盾、这种扭曲,因为这份矛盾和扭曲,恰恰就是这数百万的孩子为留在父母身边长大,所付出的代价。

2)内容

我们希望呈现的第一个“历史断面”是北京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列表。我们希望搜集整理这25年来所有存在过的打工子弟学校名单,并为每一所学校建一个网页词条,记录下这个学校的起始年份、学生数量和搬迁经历等。也为每个学校找到一个“见证人”,无论是校长、老师,甚至是学生,在词条上记录一段与这个学校有关的“活生生”的记忆。

我们希望呈现的第二个“历史断面”是人与故事。在为所有的学校寻访见证人的过程中,我们会访谈大量的校长和老师。他们的故事将不仅仅是他们个体经历的一段描述,还是映射一段社会发展阶段的镜子。例如办过5所学校的菜农杨大山,描述他开始办学校的经历: “刚开始也不是有这个想法去办学的。第一次办学是九六年底,那时候我自己的孩子也该上学了。我老家是河南信阳的,来北京卖菜,租房在这里住。那时候自己的孩子上学也很困难,因为当地的学校不收,就算是收,也要借读费、暂读费。借读费是有规定的,一年交多少钱,但暂读费就没谱。如果有关系可能少收点,但总之就是要把外地的孩子堵在门外,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那时候我们才能挣多少钱呢?像是在菜地里干活的,一个月只能挣四十到六十块钱,像我们卖菜一个月能挣二三百块,比他们稍微好一点。那时候孩子上学要多少钱呢?借读费按学期交,交六百,书费不包;暂读费一次性交,有要两千的,有要三千的,好多孩子都交不起。有的家里比较有办法的,暂读费交的少,可能还行,但借读费是必须要的。我们好多卖菜的老乡都认识,家里孩子都要上学,我就懵懵懂懂地有了这么个念头,干脆我们自己办一所学校。”

我们还希望能够呈现的第三个“历史断面”是实物。一张老照片,一份学生的花名册、一本老师的备课笔记、一根用木条做成的直尺、跟随学校辗转的校牌。这些物品的背后虽然同样是故事,却因其“看得见摸得着”,有可能激荡起观者更深的共鸣。 朝阳区“河北小学”90年代使用的校车.jpg

朝阳区“河北小学”90年代使用的校车。

在我们提出为打工子弟学校做历史记录的想法后,包括农民之子、农家女和工友之家在内的,曾经或者仍然在流动儿童教育领域工作的公益机构都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和支持。他们贡献了想法,分享了自己积累的宝贵的历史资料。惭愧的是,由于我们自己的人力限制,此项工作进展得非常缓慢。2018年,我们只完成了30位校长的访谈,初步完成了学校词条网页的建设。希望在2019年,有更多对这项工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我们。不论是做录音誊写,还是资料整理,都是一分珍贵的力量,与我们一起建构这段值得被书写、需要被记录的历史。


2019年2月10日